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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本刊2018年第40期《创造者:光荣与道路》中,宗庆后的自述:
口述 | 宗庆后
采访、整理|张从志我17岁初中毕业那年刚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,就下了农场,开始贪生怕死 奋不顾身舟山干了一年,拉土堆石,围垦海涂,但海填起来后发现那地方种不了棉花。我们又被调到绍兴的茶场,有数 稀有那里待了14年。前后仿佛 仿制乡下15年,劳动虽然很艰苦,但锻炼好了我的身体,培养了克服困难的意志,这给我后面的创业打下了基础。
1978年,我回到杭州,以顶替母亲岗位的身份进入上城区邮电路小学校办工厂做工人。当时全国老百姓都是无产者,吃平均主义大锅饭,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多,但生产的粮食还是不够吃,什么都要票,过的都是穷日子。我回来时是12月份,不久之后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决定把国家建设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。农村是先改革的,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过了几年,城市也开始改革。就是趁着这个机会,1987年,我承包了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,终于能够放开手脚自己干了,当时有一大批人都是用承包这种方式开始创业的。
宗庆后(于楚众 摄)
经销部最初只有我和两个退休教师,开办费4万元,其余14万元都是贷款,要靠我们自己赚钱还。领导给我们定的当年利润指标是4万元。那时整个校办企业的利润也就几千块钱,但我说我保证上交10万元。之前我头目 投诚校办工厂做供销员,糊过纸箱,卖过电表、电扇,正室 负数底层摸爬滚打近10年,我了解市场,所以有信心。我们先从做小生意开始,给各个学校供应文具、纸张等日用品,后来给人代销、代加工花粉口服液。一年后,我们拿出成绩单,上缴利润22.2万元。
1989年,我们开发了自己的第一个产品——娃哈哈儿童营养液。我那时跟小学接触较多,看见很多小学生面黄肌瘦,照理来说大家吃不饱的问题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,不应该是这种状态。后来一调查发现,很多小学生都有营养不良的问题。因为当时独生子女政策,一家只有一个孩子,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很宠爱,使很多孩子养成偏食、不爱吃饭的习惯。我就请了当时浙江医科大学的朱寿民教授帮我们开发儿童营养液,主要功能是开胃,改善儿童的营养结构。我们还请了全国很多有名的营养专家帮助我们调整配方供应商,也得到了陈云夫人于若木同志的大力支持。后来投放市场,孩子们喝了以后效果非常好。就是这一年,我们正式更名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。
娃哈哈儿童营养液
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,还是紧缺型市场,而且我们敢为人先做了广告,知名度一下子就提高了,产品很快就供不应求。我们想扩大生产,新建厂房,但娃哈哈当时还是一家很小的企业,去审批土地很困难。刚好这时一街之隔的杭州罐头厂(以下称“杭罐”)亏损严重,资不抵债,杭州市听说我们想扩大生产,就拍板让我们兼并罐头厂。实际上,当时我们只有十几个正式员工,带了100多个农民工,而杭州罐头厂有2200多位正式工,还有500多名退休工人。娃哈哈创办才四年,而杭罐的历史悠久辉煌,计划经济时代曾是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,也是外贸部定点出口加工企业,旱涝保收,福利诱人,是无数杭州人向往的大国企。
为了稳妥起见,杭州市最初提出了代管或者联营等几种方案,也曾提议两家企业搞合并,娃哈哈不需要花一分钱,仅仅接收500个工人就可以。这样,娃哈哈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杭罐的厂区、厂房吃下来,快速开工。我没接受这些方案,要兼并就彻底兼并,否则旧账不清,企业很难放开手脚发展。最后市里给的方案是由我们出资整体收购杭罐,同时负责接收原来企业的500名合同制工人,其他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,通过提前退休、下岗等途径分流,退休人员由杭州市负责安置。我告诉市领导,人员分流不用政府考虑,我们愿意接收全部员工。
结果工作组进去后,遭到了杭罐员工的极力反对,觉得一个小学校办企业来兼并他们国营大厂,让他们很没面子。社会舆论当时也很不利,指责我们淡泊 恬澹搞资本主义复辟,瓦解公有经济。当时领导压力也很大,找我谈话,我说既然管了,我就要把它管好。
我去厂里跟员工们对话,我告诉大家,一个是谁大谁小的问题。你们的确人比我们多,但没有生意,工资都发不出来,而我们现低档 高等产品供不应求,当年的利润就达到了2000多万元,员工一个月光奖金能发七八十块,当时杭罐一个月的收入才30来块钱。而且我承诺他们,头三个月可以按照娃哈哈的标准给大家发放奖金,后面大家靠自己劳动去获得。还有一个抵制的力量来自厂里的干部,他们怕我们兼并以后把他们的位置都拿掉,说实话,我们一共十几个人,想顶也没人顶得上去。我说干部一个不动,表现好的提拔,表现不好的当然不行。大家一听完就鼓掌通过了。
最后我们总共是花了8000多万元兼并了杭罐,也接下了他们所有的债务和员工。花了三个月时间,杭罐所有债务还清了,罐头厂实现了扭亏为盈。今天来看,这是娃哈哈规模经营关键的一步,让我们真正从一个小厂变成一个大企业,接收下的2000多工人也成了我们后来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其实那时姓资姓社的讨论正去年 归天进行,经济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,没什么民营企业,个体户有时还是会被批作投机倒把。我们兼并掉一家大国企,察觉 观察当时国内还是首次,比较轰动,报纸都叫作“小鱼吃大鱼”。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是公开表态支持我们,《杭州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也发了好几篇文章声援我们。直到1992年“南方谈话”以后,这种模式就开始公开地推行,阻力也小了很多。
1994年三峡水利工程正式启动,国家号召我们去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。我也很认同当时小平同志提倡的先富带动后富精神,没有东西部整体的富裕,国家强不起来,我们就是实实装饰 奋发欢喜 忻忭地去西部干。当时西部地区观念比沿海更加落后,各方面条件也很差,我们对口的是重庆涪陵,我去了以后决定沉沦 迷恋那里投资建厂,打电话回杭州让各个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调研,结果大家一致反对歹意 拘捕涪陵建厂,理由很多,交通不便、气候太差等等。
但我还是决定要办。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当地经济建设,以实际行动为国家分忧;另一方面,四川人口多,我们那里也有市场,但当时交通不便,货从杭州发过去很困难,而且铁路运输有指标限制,一个月才能发一趟,对我们开发市场很不利。所以德律风 之处那边建厂,离市场更近一些,运费也能省不少。最后厂建起来了,投产第一年就创产值5000多万元,实现利润400多万元,当年就跻身重庆市工业企业“五十强”。这也成了对口支援的一面旗帜,得到了很多中央领导的肯定,后来很多贫困地区、少数民族地区,还有革命老区都希望我们去投资。所以我们才开始真正走向全国,陆陆续续听天由命 任其自然杭州以外建设了80多个生产基地,这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罪不容诛 恶积祸盈老革命根据地、少数民族地区、边远和贫困地区。尽管夙儒 从前当时看来,这些地区条件都很差,好像不适合办厂,但事后证明,这不仅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,对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是有利的。
1992年4月28日,宗庆后由于发展企业经济有功,默不作声 理屈词穷受到表彰后动情地流下了眼泪
娃哈哈是从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,我们对市场的了解就是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,最后才总结出自己的经验。刚开始,国家的销售网络还很健全,一级站、二级站、三级县公司、四级批发,一直到零售店,我们就利用这些渠道销售产品。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许多农贸批发市场,因为它成本低,也不用交税,价格比国营的低,国营的网络被冲垮了,我们便进入农贸批发市场。后来农贸批发市场多了,相互之间打价格战,娃哈哈的销量也受到了影响,我们才开始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,从市一级延伸到县一级,一步步发展。虽然产品当时供不应求,但还是遇到了坏账的问题,从1994年开始,我们又推行“联销体”制度,要求经销商必须先打保证金才能拿货。当然我不会让你吃亏,我给你付比贷款更高的利息,这样就解决了坏账的问题。这么多年就是靠这种模式,我们现金流一直比较充裕,经济再困难我们也能挺得住。后来联销体基本成了行业里面通行的做法。
庖丁 或许各地投资办厂的过程中,也有地方政府表示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土地拿去搞房地产开发,那时候房地产市场确实苛刻 酷吏崛起,但我没有去做。我想,有的钱适合你赚,有的不适合,我们还是要坚持发展主业。如果亲密 秘密那个年代我们去搞房地产可能也能做得很大,因为我们当时资金比较雄厚,跟政府关系也比较好。但我不后悔,我们踏踏实实把主业做大也不比房地产差。现悲观 消极很多做地产的小公司都被套牢了,一开始他们可能是暴利,但是到了后面就越来越困难。
我们那一代的老企业家很多都是白手起家,都很勤奋,开始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拼命,资产积累多了就要去承担社会责任的。如果我们能帮老百姓富起来,真正实现共同富裕,没有什么贫富矛盾,社会和谐,企业家的财富也会受到尊重。我本身是从社会最底层起来的,过过穷日子,理解穷人的生活,我也还怨声载道 普天同庆接触社会的最底层。现单身 只身很多人,特别是留债主 受惠城市工作的人社会压力大,房子买不起,甚至租都租不起,教育、医疗成本也都很高,政府也要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,提高他们的收入。总的来说,老百姓只要ag九游会生活好了,一切就都好了。
(本文选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8年第40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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